1955年酝酿授衔的时候，时任“国防委员会”副主席的程潜授何军衔成了难题。从资历上说，程潜曾经是孙中山大总统府陆军总长1927年8月1日、抗战初期的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、陆军一级上将，不给个开国大将军衔说不过去吧？还有陆军二级上将傅作义呢，这两位也是起义将领当中职衔最高的代表。
（程潜）
好在这两位将军当时都解除了现役身份，程潜已经是人大副委员长，而傅作义是政府方面的水利部长，最终决定都遵循转入地方工作不再授衔的原则，跟张鼎丞、邓子恢、李先念等我军将领成为了一个群体。而仍然担任兵团司令员的陈明仁将军，则授予了开国上将衔，这个黄埔一期生在率部起义时，仅仅是陆军中将的职务军衔。
尽管陈明仁第一兵团各部队在长沙起义后，先后叛逃了40000余人，但仍然被改编为四野第21兵团（后来缩编为第55军），四野首长亲自授予了兵团旗帜。陈明仁曾率该军参加广西剿匪，十万大山里面的桂系残部，还真是对付不了湘军的雷霆手段，纷纷被消灭。而新疆的陶峙岳、绥远的董其武两位将军，所部也都改编为解放军的兵团建制。
（周福成其实没按投诚处理，而是投降）
所以这就是“起义”将领和部队的重要待遇部队成建制保留，并且授予我军的番号，而军事首长也成为我军的高级将领，成为“自己人”。解放战争中，起义或者接受和平改编（比如北平部队）的官兵总数量达到了114万人，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百万大军，对迅速取得战争的胜利，起到了重要作用，其中师以上重大起义发生60余次，部队规模约153个整师，共1000余名少将以上的起义将领。
关于起义、投诚和投降的界定问题，之前已有专文，就不再重复介绍，本篇重点说明的是待遇问题。主动起义的将领和部队，对加速战争胜利的进程，减小我军的伤亡，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，给于优厚的待遇是理所应当的，，对起义将领的妥善安置，必然也影响在后续战争进程中，敌方将领在战与和问题上的态度，这都是相辅相成的。
（卫立煌按起义对待）
在蒋军兵败如山倒的1949年底，第二野战军第3、第5兵团附四野一部、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挺进大西南，其实我军总兵力不过50万人，而西南地区的中央军、川军、黔军等杂七杂八的部队，拢共有将近90万人，本来会是一场非常艰巨和艰苦的战役。在我军政策的感召下，以及大批起义将领受优抚在前，所以西南之敌出现了“争先恐后”的起义浪潮。
贵州第19兵团起义、刘文辉、邓锡侯、潘文华等川军将领起义，四川宜宾郭汝瑰第72军起义、罗广文率第15兵团起义、董宋洐率第16兵团起义（兵团司令孙元良只身跑路）、裴昌会第7兵团起义、陈克非第20兵团起义，第3兵团和第18兵团大部起义，赵子立第127军起义，还有云南的卢汉起义，90万大军，真正顽抗到底的只有包含蒋系起家第1军的李文第5兵团（投诚）。
（陈明仁将军）
我三大野战军的部队，以极小的代价在最短的时间里，就彻底解放了大西南，这期间蒋军阵营大部分起义和投诚是非常重要的因素。起义部队多被指定地点改编，然后西南军区派出工作团对各部进行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，对部队中的反动分子、不良军官和兵痞进行清理，个别实在烂泥扶不上墙的部队予以遣散，西南军区政委特别提出了“改造90万起义投诚部队、消灭90万土匪”的任务口号。
起义将领们也都妥善安排了工作，比如裴昌会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、罗广文出任山东省林业厅长、陈克非出任中南军区高级参议兼第50军副军长、赵子立出任全国政协委员等等。而按“投诚”处理的李文就不一样了，他被送往解放军重庆教导总队和西南军政大学高级班学习。也就是说，虽然没有按战犯处理，也不会当成自己人安排工作，而是要集中起来学习和改造，后来李文潜逃香港了。
（董其武将军）
其实“投诚”和“投降”有时候很难界定的，这个问题在沈阳、在淮海、在西南都出现过，理论上说，投诚应该是在我军的军事压迫下主动放下武器，而投降是指山穷水尽的情况下被动放下武器。但确实有些将领和有些部队先是企图顽抗、后面发现打不过又请求“投诚”的，比如沈阳的警备司令周福成、比如长春的兵团司令郑洞国，如何认定，有时候只能是由野司甚至请示西柏坡来决定了。
对三种部队的处理办法也是不一样的，并且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，比如起义的60军改番为50军，还参加了抗美援朝。而投诚部队一般不会保留建制，而是将大部分军官调训，士兵教育和改造后补入我军，至于投降的部队，那就是什么政策都没有了，因为都是“俘虏”。比如西南军区专门下发了文件，起义部队团以上军官尽量安插留用，团以下的更为宽松，而投诚部队军官调训、士兵收枪，经过思想教育后再行分配。
（罗广文）
某种意义上，投降其实跟兵败被俘没啥区别，像宋希濂、陈长捷等就直接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，桂系第七军军长李本一后来干脆被镇压了。而投诚将领则免于这样的处罚，一般给予自由后者安排闲职，个别投诚将领后面转道出国，也基本没有拦阻，你杜聿明、王耀武、黄维就不行了，必须在功德林里面改造，只有特赦后才能出狱。
长春守将郑洞国其实是兵败被俘，情况特殊按投诚处理，而的待遇，几乎跟起义差不许多，算是个特例。
（杜聿明）